昭通将有一次强降雨！

法界观的每一观都很细密，这里不能详述，我们仅对最后一观略加论列。

魏晋统治者在指导思想上依然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礼法结合，将儒家礼教的尽量引入法典之中。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

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是以衰乱之代，则弛礼而张刑。……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也。吾视千载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则一而述作大明，后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清净之日，则杀礼而任道。

《尚书·吕刑》以中正之道为标准立法和指导现实中的司法活动，多次提到中或中正，如观于五刑之中指考察五刑是否公正适用。所谓：教者，阳之化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为蒙。

(3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15页。六三爻的性质是阴柔，而所处的位置则为阳位，这种生存境遇明显地是居于不中不正之位。这些是人的知识会发生误错的根据(14)。三国时的虞翻就是秉持九二之阳为金，以二、三、四爻形成震卦为夫之象。

六四爻所居，比应皆阴，处于两阴之中，困于蒙昧，不能比贤以发其志，就不能超越困局的限制。观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则以养育其明德也。

但从上九之位、之特质看，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则更多的是对于上九此在自身境遇的判断。但是，从存在论的角度看，对存在的领会从根本上规定着此在这一存在者④。上九何以不利为寇，利御寇？坎为盗，它所遇到的艮为山，其于木也……为坚多节，以棍棒伺候寇，利御寇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女之为礼，正行以待命而嫁。

《象》传讲：山下出泉，蒙。教育之道就是将此在从日常生活的沉沦中超拔出来，让人摆脱蒙昧无知的状态。如果此在的角色和范畴内在地以一种非人化的方式建构起来，闲谈、好奇、模棱两可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无疑就是一种蒙的沉沦。个体希望通过占筮揭示为蒙昧所遮蔽的未来状态，然而一旦未来的时间被压缩在当下，此在因去蒙之蔽而显现的是不理想的状态时，渎蒙就是对于命运既定轨迹的不认可，甚至变相的反抗。

《彖》传讲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其道广，其施博，如是则吉也(33)。

(37)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页。开启发蒙带给人的恰恰是精神自由。

以作《周易注》闻名的王弼，则以上九之艮阳为金，阳为刚，以金夫为刚夫。由此在之敬所抽象的原则不仅为占筮者所希求，也不仅仅存续于童蒙与启蒙之师的共同筹划之中，更存续于人君与贤者的共在结构当中。也有因为在智的引导下，个体的生存方式必然会发生的思前想后的转向。其次，包蒙启蒙堂庑广。因为作为摆脱了此在喜好的真理具有这种将处于沉沦之蒙中的此在照彻的可能，而不是相反。在沉沦中，作为事实上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本身就是那种它已经由此脱落的东西(12)。

寇自何来？初六至六三的坎，就是寇。程氏承接《彖》传之意，提出时中，乃致亨之道。

果行如泉水之破艮必行，这是一种因智带来的果行，育德则以艮为限，仁者静。显然，来知德是将金夫落实为九二爻，而不有躬则是不有本该有的正应上九之躬。

所以，时中离不开对此在当下时刻的把握，此在与时间的可定期性相互关联。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

时中的可贵性在于人的生存中的任何一个给定的时刻都不仅仅作为纯粹偶然的东西而且也作为一个纯粹偶然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自身中揭示出自身——都是一个拥有具体的来源和历史的时刻，都是一个可能有完全不同样子的序列，但这个具体的序列现在就是个体能够在其中获得或没有获得自己真正的个体性的视野(20)。上九居上之位，又具备刚极之性，经击蒙解蔽而澄清自身利御寇的担当与使命，也是教育作用于童蒙身上所显现的效果。这就是此在因畏神意的筹划而作出的渎神的行为。刚柔接不正是异质相接么？九二爻以刚中与初六、六三之阴相接，正是包蒙最直观的显现，而深层体现的是对于异质的容纳、接受。

从山下出泉的自然现象推演出君子以果行育德，恰如《论语》中山水与仁智相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包蒙，吉恰如接纳他者的纳妇吉。

在者何须要去蒙？蒙作为此在虚假的本真状态，带着同时代人和共同文化所赋予的存在方式，即沉沦。所以，从存在论的视角看，此在之蒙，包括着心智之蒙，如一个生理成熟的人却困于心智之蒙。

因而，在存在论中，谈论此在之六爻的空间性，其实质是强调位置和处所对物理空间的优先地位，而位置和处所全是由此在的定向及此在与事物的距离来说明的(18)。从常识来看，无论是人还是物，一旦被界定为蒙，就一定是处在不利的位置。

匪我求蒙童，蒙童求我。时间的可定期性至少潜在地是以当前的时刻‘现在为基础的：‘以后被理解为‘现在尚未，‘在先前的那个场合意味着‘现在不再，……此在特别关注环绕在他周围的那些存在者待君至诚求己而后应之，则能用其道，匪我求于童蒙，乃童蒙来求于我也。发蒙赋予个体以智，使个体在社会生活层面明刑禁，在促使此在的道德自觉方面则是为了明教化。

贤者在下，人君礼贤下士，为苍生社稷而屈尊受教，体现出即使是贵为天子，贵为权力与真理的化身的人君，欲求贤者的指点和志应，也必须致敬尽礼才可能达成自己的欲求。宋代张载也以金夫指九二之阳，他们都以阳为金。

如果此在的角色和范畴内在地以一种非人化的方式建构起来，闲谈、好奇、模棱两可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这无疑就是一种蒙的沉沦。这样，无知之幕笼罩下的蒙固然可以因发蒙而光明，但如果任用说桎梏，以往，则终会陷于新的吝中。

人首先在他的行动中而非首先在理论认识中领会存在⑥。因为人的一切行动本身已包含着此在之领会。